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报道，近日，家住大兴的市民王女士反映，自己不慎丢失了租赁的公共自行车，被告知要赔偿1070元，她觉得价格太贵。对此，大兴区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称，“1070元是采购价”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在北京已试行公共自行车的区中，公共自行车的赔偿金额各有不同，其中朝阳区的赔偿金额最低为400元。
作为一项民生工程，公共自行车不仅便民、利民，也有助于塑造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会，一旦老百姓弄丢了自行车，理赔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。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当下，公共自行车赔偿金的“自说自话”，显然难以让市民信服。
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，一辆公共自行车要赔偿1070元，不可避免会引发市民的公平焦虑。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，公共自行车赔偿金额过多不仅会给市民带来经济损失，也会带来精神伤害；更为关键的是，不同区域在公共自行车赔偿金上相差如此之大，会带来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。
与普通自行车相比，公共自行车使用人数多，使用的时间也较长，对车辆的品质要求比普通自行车高，公共自行车价格比普通自行车价格高也在所难免。不同区域采购的公共自行车材质和品牌不同，导致公共自行车的成本不同，自然也会导致赔偿金额的不同。
面对公共事务，老百姓并不缺乏参与热情，而是缺乏参与的渠道。现实中存在着一种误区，认为社会治理是“分内之事”，觉得公共服务是“内部事务”，却通常忽略了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。公共自行车赔偿金额之所以引发市民的质疑，就在于公众参与缺失下的“自说自话”。
提升公众参与，有助于让公共自行车赔偿更有公信力。一方面，探索公众参与机制，创造公众参与条件，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公共自行车采购事宜；另一方面，加强信息公开，扩大社会监督，让公众清楚地知道公共自行车的性能、状况，以什么样的价格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采购。只有让信息公开的阳光及时照射进来，才会驱散那些潜在的污垢，也会消除公众那些将信将疑的眼神。
和大兴区1070元的赔偿金额相比，朝阳区400元的赔偿金额让市民更容易接受。朝阳区公共自行车的进价为800元，并且对公共自行车投有商业保险；一旦发生丢失事件，保险公司赔偿一半，用户赔偿一半；这样的风险分担，何尝不是一种惠民之举？倘若公共自行车理赔金额过高，难免会降低其使用率；只有多一些“想老百姓所想，急老百姓所急”的公共服务理念，公共自行车才能更好地惠及市民的日常生活。